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憶胡适之

  一九五四年秋,我在香港寄了本《秧歌》給胡适先生,另寫了封短信,沒留底稿,大致是說希望這本書有點像他評《海上花》的“平淡而近自然”。收到的回信一直鄭重收藏,但是這些年來搬家次數太多,終于遺失。幸而朋友代抄過一份,她還保存著,如下:



  愛玲女士:


  謝謝你十月二十五日的信和你的小說《秧歌》!請你恕我這許久沒給你寫信。


  你這本《秧歌》,我仔細看了兩遍,我很高興能看見這本很有文學价值的作品。你自己說的“有一點接近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”,我認為你在這個方面已做到了很成功的地步!這本小說,從頭到尾,寫的是“饑餓”,──也許你曾想到用《餓》做書名,寫的真好,真有“平淡而近自然”的細致工夫。


  你寫月香回家后的第一頓“稠粥”,已很動人了。后來加上一位從城市來忍不得餓的顧先生,你寫他背人偷吃鎮上帶回來的東西的情形,真使我很佩服。我最佩服你寫他出門去丟蛋殼和棗核的一段,和“從來沒注意到(小麻餅)吃起來↓嗤↓嗤,響得那么厲害”一段。這几段也許還有人容易欣賞。下面寫阿招挨打的一段,我怕讀者也許不見得一讀就能了解了。


  你寫人情,也很細致,也能做到“平淡而近自然”的境界。如131─132頁寫的那條棉被,如175、189頁寫的那件棉襖,都是很成功的。189頁寫棉襖的一段真寫得好,使我很感動。


  “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”是很難得一般讀者的賞識的。《海上花》就是一個久被埋沒的好例子。你這本小說出版后,得到什么評論?我很想知道一二。


  你的英文本,將來我一定特別留意。


  中文本可否請你多寄兩三本來,我要介紹給一些朋友看看。


  書中160頁“他爹今年八十了,我都八十一了”,与205頁的“六十八嘍”相差太遠,似是小誤。76頁“在被窩里點著蜡燭”,似乎也可刪。


  以上說的話,是一個不曾做文藝創作的人的胡說,請你不要見笑。我讀了你的十月的信上說的“很久以前我讀你寫的《醒世姻緣》与《海上花》的考証,印象非常深,后來找了這兩部小說來看,這些年來,前后不知看了多少遍,自己以為得到了不少益處。”──我讀了這几句話,又讀了你的小說,我真很感覺高興!如果我提倡這兩部小說的效果單止產生了你這一本《秧歌》,我也應該十分滿意了。


  你在這本小說之前,還寫了些什么書?如方便時,我很想看看。



     匆匆敬祝


  平安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胡适敬上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九五五、一.廿五



  (舊歷元旦后一日)


  适之先生的加圈似是兩用的,有時候是好句子加圈,有時候是語气加重,像西方文字下面加杠子。講到加杠子,二○、三○年代的標點,起初都是人地名左側加一行直線,很醒目,不知道后來為什么廢除了,我一直惋惜。又不像別國文字可以大寫。這封信上仍舊是月香。書名是左側加一行曲線,后來通用引語號。适之先生用了引語號,后來又忘了,仍用一行曲線。在我看來都是“五四”那時代的痕跡,“不胜低回”。


  我第二封信的底稿也交那位朋友收著,所以僥幸還在:适之先生:


  收到您的信,真高興到极點,實在是非常大的榮幸。最使我感謝的是您把《秧歌》看得那樣仔細,您指出76頁敘沙明往事那一段可刪,确是應當刪。那整個的一章是勉強添補出來的。至于為什么要添,那原因說起來很复雜。最初我也就是因為《秧歌》這故事太平淡,不合我國讀者的口味──尤其是東南亞的讀者──所以發奮要用英文寫它。這對于我是加倍的困難,因為以前從來沒有用英文寫過東西,所以著實下了一番苦功。寫完之后,衹有現在的三分之二。寄去給代理人,嫌太短,認為這么短的長篇小說沒有人肯出版。所以我又添出第一二兩章(原文是從第三章月香回鄉幵始的),敘王同志過去歷史的一章,殺豬的一章。最后一章后來也補寫過,譯成中文的時候沒來得及加進去。


  160頁譚大娘自稱八十一歲,205頁又說她六十八歲,那是因為她向兵士哀告的時候信口胡說,也就像叫化子總是說“家里有八十歲老娘”一樣。我應當在書中解釋一下的。您問起這里的批評界對《秧歌》的反應。有過兩篇批評,都是由反共方面著眼,對于故事本身并不怎樣注意。我寄了五本《科歌》來。別的作品我本來不想寄來的,因為實在是壞──絕對不是客气話,實在是壞。但是您既然問起,我還是寄了來,您隨便翻翻,看不下去就丟下。一本小說集,是十年前寫的,去年在香港再版。散文集《流言》也是以前寫的,我這次离幵上海的時候很匆促,一本也沒帶,這是香港的盜印本,印得非常惡劣。還有一本《赤地之戀》,是在《秧歌》以后寫的,因為要顧到東南亞一般讀者的興味,自己很不滿意。而銷路雖然不像《秧歌》那樣慘,也并不見得好。我發現遷就的事情往往是這樣。


  《醒世姻緣》和《海上花》一個寫得濃,一個寫得淡,但是同樣是最好的寫實的作品。我常常替它們不平,總覺得它們應當是世界名著。《海上花》雖然不是沒有缺陷的,像《紅樓夢》沒有寫完也未始不是一個缺陷。缺陷的性質雖然不同,但無論如何,都不是完整的作品。我一直有一個志愿,希望將來能把《海上花》和《醒世姻緣》譯成英文。里面對白的語气非常難譯,但是也并不是絕對不能譯的。我本來不想在這里提起的,因為您或者會擔憂,覺得我把事情看得太容易了,會糟蹋了原著。但是我不過是有這樣一個愿望,眼前我還是想多寫一點東西。如果有一天我真打算實行的話,一定會先譯半回寄了來,讓您看行不行。



  祝近好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張愛玲二月廿日



  同年十一月,我到紐約不久,就去見适之先生,跟一個錫蘭朋友炎櫻一同去。那條街上一排白色水泥方塊房子,門洞里現出樓梯,完全是港式公寓房子,那天下午晒著太陽,我都有點恍惚起來,仿佛還在香港。上了樓,室內陳設也看著眼熟得很。适之先生穿著長袍子。他太太帶點安徽口音,我聽著更覺得熟悉。她端麗的圓臉上看得出當年的模樣,兩手交握著站在當地,態度有點生澀,我想她也許有些地方永遠是适之先生的學生。使我立刻想起讀到的關于他們是舊式婚姻罕有的幸福的例子。他們倆都很喜歡炎櫻,問她是哪里人。


  她用國語回答,不過她离幵上海久了,不大會說了。


  喝著玻璃盃里泡著的綠茶,我還沒進門就有的時空交疊的感覺更濃了。我看的《胡适文存》是在我父親窗下的書桌上,与較不像樣的書并列。他的《歇浦潮》、《人心大變》、《海外繽紛錄》我一本本拖出去看,《胡适文存》則是坐在書桌前看的。《海上花》似乎是我父親看了胡适的考証去買來的。《醒世姻緣》是我破例要了四塊錢去買的。買回來看我弟弟拿著舍不得放手,我又忽然一慷慨,給他先看第一二本,自己從第三本看起,因為讀了考証,大致已經有點知道了。好几年后,在港戰中當防空員,駐扎在馮平山圖書館,發現有一部《醒世姻緣》,馬上得其所哉,一連几天看得抬不起頭來。房頂上裝著高射炮,成為轟炸目標,一顆顆炸彈轟然落下來,越落越近。我衹想著:至少等我看完了吧。


  我姑姑有個時期跟我父親借書看,后來兄妹鬧翻了不來往,我父親有一次扭怩的笑著咕嚕了一聲:“你姑姑有兩本書還沒還我。”我姑姑也有一次有點不好意思的說:“這本《胡适文存》還是他的。”還有一本蕭伯納的《圣女貞德》,德國出版的,她很喜歡那米色的袖珍本,說:“他這套書倒是好。”她和我母親跟胡适先生同桌打過牌。戰后報上登著胡适回國的照片,不記得是下飛机還是下船,笑容滿面,笑得像個貓臉的小孩,打著個大圓點的蝴蝶式領結,她看著笑了起來說,“胡适之這樣年輕!”


  那天我跟炎櫻去過以后,炎櫻去打聽了來,對我說:“喂,你那位胡博士不大有人知道,沒有林語堂出名。”我屢次發現外國人不了解現代中國的時候,往往是因為不知道五四運動的影響。因為五四運動是對內的,對外衹限于輸入。我覺得不但我們這一代与上一代,就連大陸上的下一代,盡管反胡适的時候許多青年已經不知道在反些什么,我想衹要有心理學家榮(Jung)所謂民族回憶這樣東西,像“五四”這樣的經驗是忘不了的,無論湮沒多久也還是在思想背景里。榮与弗洛伊德齊名。不免聯想到弗洛伊德研究出來的,摩西是被以色列人殺死的。事后他們自己諱言,年代久了又倒過來仍舊信奉他。


  我后來又去看過胡适先生一次,在書房里坐,整個一道牆上一溜書架,雖然也很簡單,似乎是定制的,几乎高齊屋頂,但是沒擱書,全是一疊疊的文件夾子,多數亂糟糟露出一截子紙。整理起來需要的時間心力,使我一看見就心悸。


  跟适之先生談,我确是如對神明。較具体的說,是像寫東西的時候停下來望著窗外一片空白的天,衹想較近真實。适之先生講起大陸,說“純粹是軍事征服”。我頓了頓沒有回答,因為自從一九三几年起看書,就感到左派的壓力,雖然本能的起反感,而且像一切潮流一樣,我永遠是在外面的,但是我知道它的影響不止于像西方的左派衹限一九三○年代。我一默然,适之先生立刻把臉一沉,換個話題。我衹記得自己太不會說話,因而梗梗于心的這兩段。他還說:“你要看書可以到哥倫比亞圖書館去,那兒書很多。”我不由得笑了。那時候我雖然經常的到市立圖書館借書,還沒有到大圖書館查書的習慣,更不必說觀光。适之先生一看,馬上就又說到別處去了。


  他講他父親認識我的祖父,似乎是我祖父幫過他父親一個小忙。我連這段小故事都不記得,仿佛太荒唐。原因是我們家里從來不提祖父。有時候聽我父親跟客人談“我們老太爺”,總是牽涉許多人名,不知道當時的政局就跟不上,聽不了兩句就聽不下去了。我看了《孽海花》才感到興趣起來,一問我父親,完全否認。后來又聽見他跟個親戚高談闊論,辯明不可能在簽押房撞見東翁的女兒,那首詩也不是她做的。我覺得那不過是細節。過天再問他關于祖父別的事,他悻悻然說:“都在爺爺的集子里,自己去看好了!”我到書房去請老師給我找了出來,搬到飯廳去一個人看。典故既多,人名無數,書信又都是些家常話。几套線裝書看得頭昏腦脹,也看不出幕后事情。又不好意思去問老師,仿佛喜歡講家世似的。


  祖父死的時候我姑姑還小,什么都不知道,而且微窘的笑著問:“怎么想起來問這些?”因為不應當跟小孩子們講這些話,不民主。我几下子一碰壁,大概養成了個心理錯綜,一看到關于祖父的野史就馬上記得,一歸入正史就毫無印象。


  适之先生也提到不久以前在書攤上看到我祖父的全集,沒有買。又說正在給《外交》雜志(“Foreign Affairs”)寫篇文章,有點不好意思的笑了笑,說:“他們這里都要改的。”我后來想看看《外交》逐期的目錄,看有沒有登出來,工作忙,也沒看。


  感恩節那天,我跟炎櫻到一個美國女人家里吃飯,人很多,一頓烤鴨子吃到天黑,走出來滿街燈火櫥窗,新寒暴冷,深灰色的街道特別干凈,霓虹燈也特別晶瑩可愛,完全像上海。我非常快樂,但是吹了風回去就嘔吐。剛巧胡适先生打電話來,約我跟他們吃中國館子。我告訴他剛吃了回聲吐了,他也就算了,本來是因為感恩節,怕我一個人寂寞。其實我哪過什么感恩節。


  炎櫻有認識的人住過一個職業女宿舍,我也就搬了去住。是救世軍辦的,救世軍是出名救濟貧民的,誰聽見了都會駭笑,就連住在那里的女孩子們提起來也都訕訕的嗤笑著。唯有年齡限制,也有几位胖太太,大概与教會有關系的,似乎打算在此終老的了。管事的老姑娘都稱中尉、少校。餐廳里代斟咖啡的是醉倒在鮑艾里(TheBowery)的流浪漢,她們暫時收容的,都是酒鬼,有個小老頭子,藍眼睛白鎊鎊的,有气無力靠在咖啡爐上站著。


  有一天胡适先生來看我,請他到客廳去坐,里面黑洞洞的,足有個學校禮堂那么大,還有個講台,台上有鋼琴,台下空空落落放著些舊沙發。沒什么人,干事們鼓勵大家每天去喝下午茶,誰也不肯去。我也是第一次進去,看著衹好無可奈何的笑。但是适之先生直贊這地方很好。我心里想,還是我們中國人有涵養。坐了一會出來,他一路四面看著,仍舊滿口說好,不像是敷衍話。也許是覺得我沒有虛榮心。我當時也沒有琢磨出來,衹馬上想起他寫的他在美國的學生時代,有一天晚上去參加复興會教派篝火晚會的情形。


  我送到大門外,在台階上站著說話。天冷,風大,隔著條街從赫貞江上吹來。适之先生望著街口露出的一角空鎊的灰色河面,河上有霧,不知道怎么笑眯眯的老是望著,看怔住了。他圍巾裹得嚴嚴的,脖子縮在半舊的黑大衣里,厚實的肩背,頭臉相當大,整個凝成一座古銅半身像。我忽然一陣凜然,想著:原來是真像人家說的那樣。而我向來相信凡是偶像都有“粘土腳”,否則就站不住,不可信。我出來沒穿大衣,里面暖气太熱,衹穿著件大挖領的夏衣,倒也一點都不冷,站久了衹覺得風颼颼的。我也跟著向河上望過去微笑著,可是仿佛有一陣悲風,隔著十萬八千里從時代的深處吹出來,吹得眼睛都睜不幵。那是我最后一次看見适之先生。我二月里搬到紐英倫去,几年不通消息。一九五八年,我申請到南加州亨享屯﹒哈特福基金會去住半年,那是AP超級市場后裔辦的一個藝文作場,是海邊山谷里一個魅麗的地方,前年關了門,報上說蝕掉五十萬。我寫信請适之先生作保,他答應了,順便把我三四年前送他的那本《秧歌》寄還給我,經他通篇圈點過,又在扉頁上題字。我看了實在震動,感激得說不出話來,寫都無法寫。


  寫了封短信去道謝后,不記得什么時候讀到胡适返台消息。又隔了好些時,看到噩耗,衹惘惘的。是因為本來已經是歷史上的人物?我當時不過想著,在宴會上演講后突然逝世,也就是從前所謂無疾而終,是真有福气。以他的為人,也是應當的。


  直到去年我想譯《海上花》,早几年不但可以請适之先生幫忙介紹,而且我想他會感到高興的,這才真正覺得适之先生不在了。往往一想起來眼睛背后一陣熱,眼淚也流不出來。要不是現在有机會譯這本書,根本也不會寫這篇東西,因為那种愴惶与恐怖太大了,想都不愿意朝上面想。


  譯《海上花》最明顯的理由似是跳掉吳語的障礙,其實吳語對白也許并不是它不為讀者接受最大的原因。亞東版附有几頁字典,我最初看這部書的時候完全不懂上海話,并不費力。但是一九三五年的亞東版也像一八九四年的原版一樣絕版了。大概還是興趣關系,太欠傳奇化,不sentimental↓。英美讀者也有他們的偏好,不過他們批評家的影響較大,看書的人多,比較容易遇見識者。十九世紀英國作家喬治﹒包柔(GeorgeBorrow)的小說不大有人知道──我也看不進去──但是迄今美國常常有人講起來都是喬治﹒包柔迷,彼此都欣然。


  要是告訴他們中國過去在小說上的成就不下于繪畫瓷器,誰也會露出不相信的神气。要說中國詩,還有點莫測高深。有人說詩是不能誦的。小說衹有本《紅樓夢》是代表作,沒有較天真的民間文學成份。《紅樓夢》他們大都衹看個故事輪廓,大部分是高鶚的,大家庭三角戀愛,也很平常。要給它應得的國際地位,衹有把它當作一件殘缺的藝術品,去掉后四十回,可能加上原著結局的考証。我十二三歲的時候第一次看,是石印本,看到八十一回“四美釣游魚”,忽然天日無光,百樣無味起來,此后完全是另一個世界。最奇怪的是寶黛見面一場之僵,連他們自己都覺得滿不是味。許多年后才知道是別人代續的,可以同情作者之如芒刺在背,找到些借口,解釋他們態度為什么變了,又匆匆結束了那場談話。等到寶玉瘋了就好辦了。那時候我怎么著也想不到是另一個人寫的,衹曉得宁可翻到前面,看我跳掉的做詩行令部分。在美國有些人一聽見《海上花》是一八九四年出版的,都一怔,說:“這么晚……差不多是新文藝了嘛!”也像買古董一樣講究年份。《海上花》其實是舊小說發展到极端,最典型的一部。作者最自負的結构,倒是与西方小說共同的。特點是极度經濟,讀著像劇本,衹有對白与少量動作。暗寫、白描,又都輕描淡寫不落痕跡,織成一般人的生活的質地,粗疏、灰扑扑的,許多事“當時渾不覺”。所以題材雖然是八十年前的上海妓家,并無艷异之感,在我所有看過的書里最有日常生活的況味。


  胡适先生的考証指出這本書的毛病在中段名士、美人大會一笠園。我想作者不光是為了插入他自己得意的詩文酒令,也是表示他也會寫大觀園似的气象。凡是好的社會小說家──社會小說后來淪為黑幕小說,也許應當照noval of manners評為“生活方式小說”──能体會到各階層的口吻行事微妙的差別,是對這些地方特別敏感,所以有時候階級觀念特深,也就是有點勢利。作者對財勢滔天的齊韻叟与齊府的清官另眼看待,寫得他們處處高人一等,而失了真。


  管事的小贊這人物,除了為了插入一首菊花詩,也是像“詩婢”,間接寫他家的富貴風流。此外衹有第五十三回齊韻叟撞見小贊在園中与人私會,沒看清楚是誰。回目上點明是一對情侶,而從此沒有下文,衹在跋上提起將來“小贊小青挾資遠遁”,才知道是齊韻叟所眷妓女蘇冠香的婢女小青。丫頭跟來跟去,不過是個名字而已,未免寫得太不夠。作者用藏閃法,屢次借回目點醒,含蓄都有分寸,扣得极准,這是唯一的失敗的例子。我的譯本刪去几回,這一節也在內,都仍舊照原來的紋路補綴起來。


  像趙二寶那樣的女孩子太多了,為了貪玩、好胜而墮落。而她仍舊成為一個高級悲劇人物。窩囊的王蓮生受盡沈小紅的气,終于為了她姘戲子而斷了,又不爭气,有一個時期還是回到她那里。而最后飄逸的一筆,還是把這回事提高到戀夢破滅的境界。作者盡管世俗,這种地方他的觀點在時代与民族之外,完全是現代的,世界性的,這在舊小說里實在難得。


  但是就連自古以來崇尚簡略的中國,也還沒有像他這樣簡無可簡,跟西方小說的傳統剛巧背道而馳。他們向來是解釋不厭其詳的,《海上花》許多人整天蕩來蕩去,面目模糊,名字譯成英文后,連性別都看不出,才摸熟了倒又換了一批人。我們“三字經”式的名字他們連看几個立刻頭暈眼花起來,不比我們自己看著,文字本身在視覺上有色彩。他們又沒看慣夾縫文章,有時候簡直需要個金圣嘆逐句夾評夾注。


  中國讀者已經摒棄過兩次的東西,他們能接受?這件工作我一面做著,不免面對著這些問題,也老是感覺著,适之先生不在了。